严长元

为期5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通过作品巡回展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展示了创作成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该工程重要内容之一的理论研讨会于11月24日至25日在浙江省美术馆举办。

受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委托，研讨会由《美术观察》杂志担任学术主持，来自全国的著名美术理论家共30余人与会。他们就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实施和社会意义、入选作品的艺术特征和美术史价值、历史画创作的历史观和当代审美特性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不时迸发的思想火花，启人深思。

深入与突破：从组织到创作

与会理论家高度肯定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工作，认为这是国家行为、政府作为、集体创作的成功，不仅为国家征集、收藏了一批优秀作品，而且最大程度地尊重和体现了艺术家的个性、艺术风格，堪称新中国美术创作史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认为，工程入选作品创作水平的提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巧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题画的创作有所提高，二是对整个画面气氛的处理，尤其是油画浑然一体的效果，比以前有很大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认为，近30年来，造型艺术观念和风格的演变给历史题材的绘画和雕塑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中国画的写意性也可以出现在历史画创作当中，且感染力不亚于油画，这给中国画的发展乃至多年来的争辩和实验，提供了一次成功的范例。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采取了多种材质的表现手段，实现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在观念、手法和形式上的突破，包括对历史细节、历史真实的表现性突破。比如《1945·重庆谈判》中对毛泽东、蒋介石形象的刻画，《溥仪出宫》中的人物群像塑造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认为，这种深入和突破还体现为工程一以贯之地强调对人性、艺术感染力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艺术构思上，也体现在艺术技巧上，凡能感染人的入选作品都在此方面有所侧重。

描绘古人、仕女及都市时髦青年的人物画充斥今天的画坛和市场，它们能否代表当今的时代精神？大头、傻笑是否就能体现批判性、当代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表示，上述图式和形象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艺术的主流。一个淡忘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当前，中华民族处在走向复兴的节点，需要理性回顾自己的历史，发掘其中对当代民族精神建设有意义的因素，历史画的创作正反映了这样的反思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从国际视野分析了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特别意义：一个是历史的特殊性，一个是艺术本身的特殊性。他强调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根本区别：前者是“参助的现代性”，不同于后者“反叛的现代性”。从两者的区别可看出现代审美模式的非唯一性，由此可梳理东西方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内涵。

历史题材和现实关怀

对于主题性创作而言，如何认识和把握历史至为关键。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从艺术家的角度提出了历史画创作的两个难题：一是如何把握历史、能否把握历史，二是如何超越前辈艺术家和艺术经典。他认为这次创作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无论是选题的切入还是人物的刻画，大家都努力地从既有的脸谱化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去捕捉和寻找真实、恰当的语言，传达深层的忧患意识，进而表达历史人文主义的朴素观点。

《美术》执行主编尚辉认为，要沿着历史的脚步去重温历史，也就是说要切合历史的脚步，体现当代艺术家的历史观。这方面恰恰是当前美术创作的弊端所在，即缺乏艺术主体对历史的把握和穿透。历史是真实的，但是重塑历史必然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印记。他举例说，表现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面貌，就是因为各个时代审美视点的变化，以及画家在选取历史主题和审美视角的差异所致。比如，此次创作中的雕塑作品，将毛泽东和蒋介石并排摆放，这与当前海峡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不无关系。这类作品更多带有当下的人文特征和审美特征。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谈到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主题性创作应当体现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提出，画家要有定格历史瞬间的勇气，表达个人对历史的切入和把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奚静之指出，历史画创作不仅要注重选材，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一种民族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与过去革命历史题材最大的不同在于整体立场的转换，从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转换到民主国家的立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张坚认为，此次创作延续并拓展了传统历史画的创作风格，尤其是弘扬了慷慨激昂、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在商业化的当下凸现了人文价值。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如何统一是与会专家屡次提及的话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高天民认为，历史题材创作既有审美的观照，也有政治的内涵，两者应有机地融合起来。《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徐涟以郑艺的《审判四人帮》中“四人帮”面向观众接受审判为例，认为这幅作品的构图不拘泥于历史真实，将观众变成了这场审判的审判者，不仅仅是从视觉效果着眼，也更好地表达了艺术的真实。《美术报》副总编辑王平对此进行了呼应，他认为此次参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艺术家，在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方面都花了心思。

主题创作：国家、民族与个人的统一

邵大箴认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重新唤起了艺术家对于有深刻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重大题材的关注，对于艺术家将国家、民族的历史与个人艺术创作相结合起了引导作用。

徐涟说，今天是国家意识形态面临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转换是由党的意志向国家意志，进而向民族意志、文化意志上转换的时期。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能否准确、深入地体现这种转换中的状态以及趋向，是历史题材创作应予考虑的，也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文化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谭天说，这次创作中，国家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的一大成就。如何把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和个人意志有效统一，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今后要思考的问题。

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谈到国家工程的三个“坚持”，即坚持庙堂美术、坚持主题写实绘画、坚持中国文化个性，不仅强调艺术的社会价值，还从艺术的社会学角度提出问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美术观察》主编李一等对工程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凸现了公共精神和团队意识。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对中国艺术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积极的影响。据了解，目前已有4个省在启动本省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邵大箴提醒要适度把握，不要搞成一种运动或形象工程。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陈履生表示，要从尊重纳税人的选择角度出发，广纳贤才，多出精品。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所到之处均引起轰动，对培育国民的历史意识、审美意识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吕品田说，历史意识对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有积极意义，用美学的形式来回应历史，抵御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无疑也是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当代的根本价值诉求。他说，人性是普遍的、抽象的、共同的，也是历史的，我们需要历史地把握人性。在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转换期的今天，在追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如何把握人性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和深研的话题。

对于此次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存在的不足之处，与会者也提出积极而中肯的建议。部分专家认为，一些题材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但在具体的表达形式上偏弱，技巧上的特色并不能掩盖这一点。艺术作品不应该成为历史事件的图解，而要辩证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此外，对于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新探索的融合力不够，有待于在今后继续探讨和改进。

大家还就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如何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如何在国家财政的支持模式外尝试基金赞助等积极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