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

    所谓笔墨，不是指或不仅仅是指水墨画作画工具的笔和墨，而是指运用毛笔、墨、水、宣纸等作画工具所创作的具有技术性的水墨精神。它体现了画家的天赋、学养、个性、心境、情绪和阅历。笔墨是中国画最基本的形式特征。

    就此而言，笔墨充其量只是一种载体，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它表现强烈的精神内涵。不过，离开了这种载体，这种手段，或降低了运用这种手段的水准，它就会变质，甚至不能再称其为中国画了。中国画尤重境界，判断一件作品境界的高低，首先是看它笔墨工夫即修养（技术与精神）的高低，这就是所谓中国画的“底线”。其次是看它表现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更重要。笔墨本身具有独立的意义，一位笔墨工夫很深的画家即使在一般情况下画出的线条和墨块仍具有美学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画家的笔墨修养，而一位笔墨工夫较差的人画的内容再进步也是没有多大艺术价值的。因此上说，笔墨在中国画里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画的笔墨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审美范式，这便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最直观的视觉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的笔墨永不能变。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笔墨，不同的时代也应有不同的笔墨。本人认为，变是必然的，如何变则应理智。千古不变的笔墨是违反艺术发展规律的，而彻头彻尾、脱胎换骨的“变”也是不实际的。抛开政治原因，上世纪60年代，对传统京戏改革而产生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不仅顺应了那个特殊时代，而且也受到当代人的欢迎，特别是受到中青年一代的欢迎。京戏如果一直抱着过去一套不变，被时代淘汰是迟早的事。当然，钢琴伴唱的《红灯记》及用电声音乐伴奏地方戏是否可取，这对中国画笔墨的借鉴与创新有启示意义，应当慎重。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是说不要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要有时代特色，而不是丢弃传统，离宗判道，改弦更辙。艺术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政治改革往往要改天换地，即所谓“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艺术改革要先有继承，只有继承才能创新、发展。脱离了继承的艺术改革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十分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