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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画家的学养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日期:2016年08月27日 浏览次数:

常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中国艺术家们作为提高修养的“古训”,业已为现代的艺术家们奉为圭臬。在汉代,司马迁就注意到读万卷书对于艺术家创造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六朝时刘勰提出“积学以储宝”,强调“积学”对艺术构思的影响。宋代黄庭坚等强调“胸中有万卷书”。明代董其昌更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从艺原则。清代李重华则把“读书”与“养气”并举,认为这是艺术家审美修养的两个重要方面。

    汉代,绘画注重描绘历史事实,于是,从事绘画创作的人不得不与有广博学识的人接近,甚或“非具有博闻恰识之才者,即不能应时代之需要,从事绘画史实” ①的创作。因此,一般仅有绘画技巧的工匠,不得不知难而退,而那些士大夫之习画者,则乘机而起,渐占画坛上风。结果,汉代画坛,基本上被学识渊博的士大夫画家们所独占。到宋代,在宋徽宗主办的画院里,要求画家不但要学艺,而且更重学诗学文,甚至考试时都以古诗中一句为题,以此考察画家学养的高低。宋徽宗的这种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南宋已呈现出“画者岂独艺之云乎?……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②的局面。

    唐以降的绘画大家“皆是不独画造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这里的“人品”就包含着“学养”。王维被时人称之为“高人”。张璪也是“衣冠文行而为一时名流”,且“文章冠绝当代”。北宋山水画家李成的画被《圣朝名画评》列为“神品”,言其“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并被《宣和画谱》称为“古今第一”。正因为这些人都“博涉经史”(《图画见闻志》),“胸次磊落有大志”《画鉴》,所以,他们的画“故能尽其道”, 而非一般描摹物象、胸无丘壑者所能至。历史上的博学之士,毫无疑问苏东坡当为最杰出的一位。他不仅诗、文、书、画方面堪称当世之绝,且酿酒、烹调、工程建设、瑜珈术、佛学、政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得有二”、“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③后世的赵孟頫、徐渭、董其昌、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有着深厚学养而且多才多艺的美术大师们,也都为后人树立了积学的典范。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画坛产生了不少缺少文化的画匠。即技术好的画家很多,学养深的画家却不多。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被中国文化 “化”了的人。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如果要求以后的中国诗人应该是一个书画家,或者要求一个中国书画家应该是一个诗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绝不是荒悖的要求。当然,读书多,能诗善文,不一定就会画好画,这不仅因为画画还须掌握另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而且如王夫之所说,一个人胸中无丘壑,虽读尽天下书也难道出一句。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读书少,学养差,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家的。只有读书多,学养深,画家的才情才能自然流露出来,厚积而薄发。学养深,技艺高,佳构自然能够形成。明人李日华说得好:“绘事必须多读书,读书多,见古今事变多,不狃狭劣见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奇,透人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④此处虽言“作文”,对绘画创作也同样道理。

    学养确能滋养中国画及其他所有艺术。学养的高低深浅是影响一个人是成为画家还是画匠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就 “文人画”而言,自唐代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之后,文人贵族的作品就与画工画之间划上了一条鸿沟。后来的“士夫画”、苏东坡的“士人画”以及董其昌的“文人之画”,都是与“画工之画”或“院体画”相对应的概念。如果说,在此之前,“文人画”的概念基本上是指绘画群体即“文人的画”的话,直到近代陈师曾的“文人画”这一概念的产生,不仅从名称上结束了以往的混乱说法,而其概念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文人画”已成为独特的画种,即约定俗成为“有学养的画”。正如陈师曾先生所解释的:“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察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⑥按陈师曾的说法,文人画当然是由文人所作,但凡文人所作却不一定都可称为文人画。如果不能体现文人之性质、趣味、感想、学识、修养,就算不得文人画。他更看重的是文人的人品、修养、学问和艺术观念,即“画外”的许多 因素。其实,陈师曾所指的文人画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者型”画家。当然,讲学养并非文人画家所独有。有学养而画品不高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人画”,虽然体现了文人的加盟,并旨在作为一种体现文人价值观、艺术观以及学养的画种而出现,但无论其学养或艺术造诣都较之以往的文人画家逊色得多。于是,也因其缺少经典性画家而渐退出历史舞台。到90年代初,著名艺术史论家、书画家王振德教授率先提出了倡导“中国学人画”的主张,尔后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不懈探索。王振德先生倡导的“学人画”,实际上就是“学者画”,只是“学人画”较之“学者画”的涵义更宽泛。他既要求学术品位,又要求艺术档次。诗、文、书、画、史、论、哲以及人品格调的完美统一,成为“学人画”的最高追求。“学人画”突破了新旧“文人画”的种种局限,主张充分抒发学者本人的学识创见、人生感悟和情怀志趣。因此,也更富于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艺术史上,画家兼学者委实为少数乃至个别,也只是出于特殊的才力和特殊条件的造就,真正的“学者型”画家可遇而不可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加强文化素养的必要。绘画艺术的大成就依赖于学养,后人所谓“道通于艺,文通于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者画”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从学者画中应可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总之,倡导“学者画”和提倡“学者型”画家,是促进中国画向深层发展的关键,求之虽难而意义深远。

    中国画有个特点,也就是跟西画最大的不同,它所表现的不仅仅是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更多的是表现心灵里头的东西,这些东西跟画家的文化修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文化修养的高低,文化积累的多少,往往又与一个画家的寿命有关系,因此,常常出现“大器晚成”即“人书俱老”、“人画俱老”的现象。中国书画的奥妙之处往往在于非到一定年龄不能深悟。孙过庭云:“思则老而逾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器晚成”或“人画俱老”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富于学养的中国画家,由于重视各种积累、多方修养,精力相对分散,大多晚年才“贯通无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二是老年除了思悟上占有优势外,更有“返老还童”这一难能可贵的真趣。郎绍君先生认为,自然之境包含着两层内涵:即自然的美与美的自然。在将自然的规律揭示出来表达自然的美的过程中,不留一丝人为的痕迹而达到美的自然的状态,最好的老师是儿童。从老子的“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童子也,不知有趣,然而无往而非趣也”,都不约而同地赞美、推崇着这一自然的真趣。老年有如童年,皆喜自然,而老年又高于童年,他是放弃一切智巧后的回归自然,是返老还童后的真人形象。董其昌称苏东坡的诗“天真烂漫是吾师”说的就是这种境界。然而,更重要的是,人至老年,往往厚积而薄发。中国画到最后画的是修养。齐白石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大师;黄宾虹80岁后作品方臻于化境;张大千至晚年方创出大泼彩画法;朱屺瞻80岁形成稳定的风格,90岁才享誉画坛。因此,天资奇纵,华年早熟的画家固然可贵,而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画家往往造诣更高,成就更大。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活节奏的加快,象老一辈艺术家那样的生活土壤、艺术土壤,渐趋贫瘠,因而对“诗、书、画、印”等高水平的综合要求是否现实,艺术家们如何对自己作出新的定位,成为目前必须引起重视的严峻课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提高画家的诗、文、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就目前画坛的情况来看,市场经济使中国画这门民族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驱动力,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这种“驱动力”使人急功近利,使人产生躁急情绪,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画家应该坚持的自然成长与发展的道路。这就仿佛水果、蔬菜、肉食等物注入了“激素”,样子好看,品质却不佳。中国传统艺术中最佳的天然养料是中国文化,而在传统文化这个养份中自然成长的艺术作品,才纯净、才有深度、有境界。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由于“气候”的反常,生长出来的许多产品却出现了“畸形”状态。一些看似“雄浑”、“大气”的作品里面恰恰少了些“文气”、“书卷气”。缺少“文气”或“书卷气”的作品往往就缺少了深度,就会变得“俗气”。清人王概说得好:“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世俗之气下降矣”。⑦可见,多读书,提高学养,实乃艺术家们脱俗、提升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②宋·邓椿:《画继》。

③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④明·李日华:《墨君题语》。

⑤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

⑥清·王概:《芥子园画传·学者浅说·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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